之一：外蒙古之「外」
國家、地理與民族，皆可構成空間上的區別，但對於名稱之不同邏輯的變換，常常使人混淆，其中比較難以釐清的案例之一，就是地圖上秋海棠與老母雞落差的這部分，究竟為何被此行多數台灣團員（叔叔阿姨）稱為外蒙古，它到底外在哪裏？
今天的蒙古國(Монгол улс)，即外蒙古(Гадаад Монгол, Ар Монгол)，包含清代的喀爾喀四部與杜爾伯特部（位於科布多），是外札薩克蒙古的一部份，與歸順清朝較早的內札薩克蒙古相對，後者稱之為內蒙古(Өвөр Монгол)。
外札薩克蒙古之「外」，是相對於內札薩克蒙古而言，內札薩克蒙古之「內」，又是指相對後金∕清朝而言，內外之別，既是屛藩的親疏遠近，也是一種天下秩序的展現，清代以前並沒有這個區分。台灣來的叔叔阿姨所以稱之為外蒙古，當然不是自詡清朝，而是沿襲自繼承清朝的民國歷屆政府，不過現狀是，近年來民國政府已徹底承認外蒙古獨立（蒙古國）。
然則地理上現在的外蒙古跟清代的外蒙古，指涉又有所不同，清代所謂的外蒙古，在官書上純指喀爾喀四部，而不包含科布多；清代內蒙古跟現在的內蒙古，差異也很大，最顯著的就是阿拉善地區在清代稱為西套額魯特蒙古，而不在內蒙古六盟之內。此外清代還有青海蒙古、唐努烏梁海、伊犁土爾扈特等蒙古部落的區分，這些都是在內外蒙古之外的蒙古。
現代意義上、地理範圍的外蒙古，其形成是在清末庫倫獨立時，由於希望合成大蒙古，因而在外蒙軍隊分五路進攻內蒙、以及在科布多等地的戰爭拉鋸後，所形成的範圍（即停戰線），這就是民國官書上所稱的外蒙古，顯與清代有所差距。
至於清代為什麼叫做「札薩克蒙古」，則因為清廷在八旗制度啟發下創建盟旗制度，施行於蒙古各部，使各貴族謹守邊界、直接聽命理藩院，各旗的世襲領主，就是札薩克(Засаг)，意為執政，札薩克蒙古，就是由各札薩克統治的蒙古。直到民國38年政府遷台前，國府都還任命並承認札薩克制度（換句話說，就是宗藩制度），中共建政後，則廢除世襲、改為旗委書記與旗長的二元制，相當於縣。內蒙自治區的「盟」則仍然留存三個，如錫林郭勒盟、阿拉善盟、興安盟，但只有錫林郭勒盟是清代延續到現在。外蒙古的部分，由於牽涉喇嘛與王公的黃黑鬥爭，以及俄國紅白軍的影響，情況比較亂，但1921年共產革命後，至少世襲貴族與札薩克的統治權肯定被廢除，不過到底有沒有被殺掉我還不確定。
簡單來說，現在的「外蒙古」，是清代民國的喀爾喀四部加科布多合成的地理名詞，面積156萬平方公里，也具有行政區劃的意涵，1945年公投決定脫離中國獨立，政治上是「蒙古國」，民族則是以蒙古族為主，人口計300萬。
之二：蒙古民族的異質性與弔詭
蒙古「族」是現代的用語，現代以前，蒙古人主要是按照部族來區分，比如土默特、科爾沁、土爾扈特等，當代蒙古人並不是完全失去部族意識，而是民族意識大於部族意識。近現代蒙古各部領主的祖先，絕大多數都可追溯到達延汗（Даян Хаан，1464-1517），他是復興北元的黃金家族子胤。然而還有諸多部族並不是黃金家族的後裔，如土爾扈特、準噶爾、杜爾伯特等，他們是瓦剌（衛拉特）之裔，隨國府遷台的新疆土爾扈特盟長敏珠策旺多濟親王，即從不參加中樞致祭成陵大典，因成吉思汗攻滅其先祖克烈部王罕。所以，蒙古人並非都崇拜成吉思汗，因為蒙古人也並非都是成吉思汗子孫。
弔詭的是，此行在外蒙古遇到的意象，處處充滿成吉思汗，機場、廣場都以其命名，遑論紀念品商店充滿成吉思汗肖像商品，尤其機場懸掛元代諸帝巨幅畫像，從成吉思汗到北元的達延汗，這樣的機場布置很讓人驚訝，因為實在很難相信所有蒙古人都是成吉思汗後裔（能證明貴族身分的世系譜很可能在紅色時期被毀），理論上只有部分蒙古貴族才是，其他都是屬民或非博爾濟吉特氏的貴族，但今天蒙古國很多人的姓氏都是Б（博爾濟吉特）。
現代蒙古國除佔人口多數的喀爾喀人外，據蒙古國家博物館(Монголын үндэсний музей)的陳列，尚有其他少數部族，主要是七個，包含：Tоргууд（土爾扈特）、Дөрвөд（杜爾伯特）、Мянгад（明阿特）、Буриад（布里亞特）、Дарьганга（達里岡崖）、Барга（巴爾虎）、Қазақ（哈薩克），這些部族會待在外蒙古，大都跟清末民初外蒙獨立、形成停戰線範圍有關，其中土爾扈特、杜爾伯特、明阿特、札哈沁等部，是在民國元年初至二年底發生的科（布多）阿（爾泰）戰爭前後，歸附外蒙古政權的部族，他們原本隸屬科布多參贊大臣及阿爾泰辦事大臣。另外像是巴爾虎、達里岡崖也是在外蒙古獨立時，遭受佔領或歸附的部族，前者在呼倫貝爾、後者是清代皇家牧場所在地。
近年興起的「所有蒙古」(Хамаг Монгол)運動（與泛蒙古主義不同，主要是藝文交流），也有很詭異的現象，召集圖瓦、布里雅特、卡爾梅克、內外蒙古的歌手，齊聚在國家宮(Төрийн ордон)成吉思汗雕像前屈膝致敬(參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GsMAGo0xbg)，可仔細一想，他們當中許多人可能跟成吉思汗並沒有多大關聯，蒙古內部的異質性，很大程度上被當代成吉思汗崇拜所沖淡。也許，這也是一種國家整合的方式吧。
之三：成吉思汗以外的蒙古偉人意象：八世哲布尊丹巴
除了顯然展現過多的成吉思汗意象外，偶爾可見窩闊台、忽必烈或貴由等大汗，但其他元代諸帝則像是被省略了。另一個最容易看到的肖像（主要是郵票與廟宇），就是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Жавзандамба хутагт)，他是晚清自藏區轉世的外蒙最高活佛，帶領外蒙古獨立數次，先稱額真汗，後稱博克多汗(Богд хаан)，哲布尊丹巴一系會如此受敬重，相當大的原因是一世、二世哲布尊丹巴，皆出身地位崇高的土謝圖汗家族 （十七世紀初最顯赫的喀爾喀貴族）。
庫倫（今烏蘭巴托）即為歷世哲布尊丹巴駐錫地，駐錫寺廟則是甘丹寺（位於現在市中心西北，二十世紀初另外在市南興建冬宮），至今每年蒙古國的藏曆新年（查干薩日，Цагаан сар）儀式中，甘丹寺大喇嘛都還很有戲份。（蒙古國政府新年儀式，參見https://youtu.be/4a_TumgHOJM?t=5m3s）
1924年八世哲布尊丹巴圓寂後，已受蒙古人民黨（共黨）掌控的政府宣布禁止哲布尊丹巴轉世，此脈遂斷絕，直至外蒙古民主化後，十四世達賴喇嘛才公布其認定的九世哲布尊丹巴（聯合報載2001年曾來台弘法），2010年方取得蒙古國籍，於甘丹寺坐床後，旋於2012年圓寂，甘丹寺大佛像座下即是九世哲布尊丹巴與十四世達賴喇嘛二人的相片。據說十世哲布尊丹巴已在2016年底已由訪問蒙古國的達賴喇嘛認證，現在網路上已找得到流傳照片，但我在外蒙古問了好些人，是否知道現在還有哲布尊丹巴轉世，都語焉不詳，之後若有機會再訪，我會繼續詢問。
人民的不清楚，可能跟政府態度有關，這也是有點尷尬的地方，一方面大力讚頌帶領外蒙古獨立、使庫倫成為首都的八世哲布尊丹巴，一方面又很難定位轉世後的九世、十世哲布尊丹巴，究竟在當前的民主化政治中，應扮演、能扮演什麼樣的政治角色，此外，對達賴喇嘛又應持何種態度？這完全是十七世紀的當代遺緒，非常值得看下去。
之四：蒙古民族認同的近代空白
前些日子政大曾邀請劍橋大學Uradyn Erden Bulag（漢名烏額寶力格）教授演講內外蒙古擁抱成吉思汗的奇特現象，及背後的民族主義因素。回國後與指導教授閒聊，也談到這個現象，為何要追溯到八百多年前的成吉思汗，或許也是與共產政權時期的歷史改寫有關，因為近代蒙古政治，最重要的奠基者，非達延汗莫屬，他的幼子格哷森札札賚爾(Гэрсэнз жалайр хунтайж)分到的財產，就是喀爾克四部之地，清代喀爾喀蒙古86旗王公，幾乎全是他的後裔。
照講，作為外蒙古主體部族的喀爾喀人，更應該要讚揚、崇敬達延汗與格哷森札札賚爾，而非遠在天邊的成吉思汗，但六天下來，卻極少目睹相關的展現，印象中，蒙古國家博物館展品也沒有多少觸及。
但與此同時，達延汗父子對近代的影響又是相當的大。對外蒙古人來說，受近代史影響而區隔的內、外蒙古，彼此差異又是很大，甚至大過兩岸，除了書寫語言不同外，當地導遊Гансух（音同鋼蘇赫，藝名嘎南，本業是醫生）介紹，外蒙古人不喜歡內蒙古人，因為內蒙古人到外蒙古說自己是蒙古人、在大陸又說自己是中國人。
人口語言方面，中共內蒙古自治區雖大、人口雖多，但佔自治區人口17%的四百萬蒙古人不僅居少數，有許多根本不會說蒙語（土默特蒙古人語言上幾已徹底漢化）；外蒙古雖然都是講蒙語，且英文與漢語皆不通，用的字母卻是俄國西里爾字母，人口也僅有三百萬。
所以，爭成吉思汗就是一種爭正統的需要，但是，跳過近代史的缺陷恰恰在於，蒙古近代史就是一個喪失正統的歷史，就是因為達延汗後代分封越分越細、越不重視正統，才會被清朝各個擊破，清帝取得的汗位正統，摻入了許多宗教因素，也並不純。位在台北的民國政府，每年撥中央預算舉辦「中樞致祭成陵大典」，實則在台蒙人僅千餘人，為的也就是爭繼承自清代、包含蒙古汗統的中國正統，但實際意義不大，因為台蒙陸三者當中，我們台灣的蒙人最少，而且沒有宗教領袖奧援（遷台的七世章嘉呼圖克圖早已於1957年示寂）。
過度提倡成吉思汗認同，而忽視近代史的脈絡，就有點像所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一樣，摸不著邊際，甚至難以負荷。
或許，也不妨試著跳脫民族主義，重新思考近代史。辛亥革命後、清朝即將瓦解之際，內部各族對於要共建一個大國、還是各族自組國家邁向現代化，有所分歧，因而有大蒙古國、中華民國、滿洲國、中共建政、藏獨、疆獨運動等發展，歷經百年，狀況又如何呢？當下獨立的外蒙古，即使物質條件比不上歐美國家，但保留了游牧生活、單純的語言環境，反觀內蒙古，雖然人均收入高於外蒙古，但蒙人佔少數，牧民並被強迫定居、學漢文，更遑論宗教語言文化嚴重受限的藏人與維吾爾人。因此，真的很難有一個絕對的價值，去評斷獨立建國的好壞。
之五：當代的遊牧政治學
在鐵勒吉(Тэрэлж)國家公園內的牧民家訪，我們到一位阿婆的蒙古包(Гэр)閒話家常，她有一位孫子在亞洲大學念書。依循美國蒙古學者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對財富與移動性的重視，我特別詢問了牲畜數量，她有22頭牛、60隻羊及2匹馬，以我的理解算是中等財產。我們幾個政治系背景的，當然會關心政治活動的進行，因此就請導遊嘎南翻譯詢問，這才知道，原來牧民投票，是前往最近的大城市進行，蒙古高原如此遼闊，可想而知；相較之下我們農耕地區的選舉真是方便多了。但同時，也十分佩服民主化以前，共產政權對遊牧社會的掌握程度，比如1930年代喬巴山的大鎮壓，死亡人數竟高達總人口的3%-4%，簡直可怕。
但蒙古共黨其實做得也算乾脆，直接把政敵殺掉，異於喜歡把人整得睡不著覺的中共。
牧民不用信箱，郵差無從寄發選舉通知單、也可能沒有報紙跟傳單，推測社會網絡對當代政治行為也有很大的影響，因為遊牧社會很注重跟鄰近牧民的互通消息。此外，由於現代化的蒙古包具有電視，所以若有能夠買通電視台版面的政治人物，可能也會比較容易當選。
現任蒙古國總統是民主黨籍的Халтмаагийн Баттулга (哈勒特馬·巴特圖勒嘎)，去年選舉打著民族主義旗幟，在第一輪三人中獲得相對多數，第二輪擊敗偏左的蒙古人民黨候選人（第三名更左的候選人呼籲選民不要參加第二輪投票），當選為總統。其早年是體育選手，後經商致富，出錢修建烏蘭巴托市郊的大型「成吉思汗紀念館」，有地表最大的成吉思汗雕像，此行我們也跟館方合作在當地跑了十公里，並貢獻了採購紀念品的觀光收入。
之六：中蒙關係
蒙古人至今仍把漢人稱做契丹人(Хятад Хун)，這是很悠久的傳統，此行沿途一直跟別人介紹「我是契丹人」，很有時空穿越感。
一個很訝異的發現就是，當地有的標示居然把香港稱之為хонг конг улс（улс意為國家），不知道老共看到會不會跳腳。然則，5/19在成吉思汗廣場舉辦的國際馬拉松，當團員要掛上中華民國國旗時，卻遭當地合作旅行社人員撤下（港旗由大會正式懸掛），駐烏蘭巴托代表並沒有出現，峰迴路轉的是，晚上慶功宴則邀請擔任過國防部長的國會議員及蒙古奧會主席為座上賓，不知是否有扳回一城的味道。
蒙古國營百貨是該國逛街的聖地，裡面賣了很多有趣的東西，值得參觀。一樓是大超市、二樓是衣服、四樓是家飾、五樓有CD家電、六樓是紀念品及書籍。我逛了兩次，發現多數人都不是觀光客，而是蒙人，可見對蒙古人來說這裡也是個重要的採買聖地，而且，裡面還可以挖掘一些雙方關係的微妙。
國營百貨公司1.5樓有一個旅客服務中心，外面掛了ROC國旗，與PRC國旗並肩，是此行唯一看到蒙古當地機構懸掛我國國旗，頗有兩岸一家親的感覺。進去裡面用破英文以及破蒙文夾雜地閒聊，我發現服務人員非常清楚兩個中國的不同，這跟黃都護使（阿不對，應該稱為黃大使）所強調的蒙台友好，遙相呼應。但台灣去年至外蒙旅遊不到四千人，今年僅僅我們這次去了就將近三百人，佔1/12，兩國交流空間還很大。
在倒數第二天，步行參觀城區，也曾走到位居市中心的駐烏蘭巴托台北貿易經濟代表處，所在的這棟建築名為台灣會館，是台肥公司所有，第三樓外交使用、其他樓層做商業與社福用途，據聞外蒙古台商僅二十餘，但別處也即將興建完新的台商聚集大樓。
台灣會館的建築，相較於土耳其大使館、中共大使館、俄國使館，確實很不氣派，職員也僅有四人， 就是相較於民國四年袁大總統任命的庫倫都護使衙署相關人員在9員以上，當前確實也更寒酸 。
台商方面，顯然實力遠遜於豐田跟LG等日韓企業，但外蒙民主化時，台北明明給了很多的幫助，如印送大量蒙文教科書、司法培訓、志工服務等等，經商力量卻沒有發展，很是詭怪。我們仨人也討論了很多外蒙古可能的商機與經營模式，像我就覺得茶葉不錯。
之七：蒙古現代化與都市雜想
初次造訪外蒙古，最讓我驚奇的，是除了40%人口住在烏蘭巴托之外，其他城市的人口都很少，大部分人還是住在蒙古包（就算住在城市，不少人家裡旁邊也還是有蒙古包，跟元朝皇帝很像），對我們這種農耕定居並且現代化的漢人社會而言，很難想像廿一世紀有個國家的四成人口過著游牧生活，但又絕不能說，蒙古國是未現代化的國度，也許，只能說地理的限制還是很大。
交通方面，鐵路與公路網皆不密集，鐵路車輛主要是蘇聯製造、客運車輛則多為日韓二手客車，道路上左駕右駕的車輛都有，但是是靠右行駛，這次行經的地點，沿途加油站算多，92油價1700₮(төгрөг)，大概21.2台幣。此外，電線桿不多，河流也不是太多，因此水源與電源，應該是游牧生活的重要問題，但牧民大多有汽車或摩托車，克服空間、尺度的能量也比以前大。
若按照拉鐵摩爾的論述，近現代出現的鐵路能使蒙古高原（內陸亞洲）與中國內地結合起來，但是，此行看到的仍然是以游牧社會維主、幾無漢人的草原景觀，這可能受到兩個因素影響，第一，外蒙古獨立後，與俄國關係較深，而與中國疏遠（共產時期亦然）；第二，鐵路網太稀疏，且與中國鐵路接點太少，難以構成經濟圈。不過話說回來，我們比賽結束的午餐，是來自北京做的飯盒，仍熱騰騰，可見交通無虞，主要或許還是民族主義的防備。
郵政的部分，出了烏蘭巴托就沒看到郵局，但是烏蘭巴托市內郵政好像也有委託給很多加盟的據點，郵票價格起伏頗大，同樣面值1000₮郵票，我們遇到有的地方賣1100₮、有的地方賣2000₮，也不知道去哪買才會是最便宜的價格，但寄到全世界都是一口價，面額1000₮足矣。
回到烏蘭巴托市，其實建築非常新穎、現代化，據聞主要是大陸漢人前來興建，工作資源的分配也導致蒙漢衝突，但這不是重點，重點是新穎的建築後面，還有一層時代的遺跡，共產時期的大型蘇聯式建築，仍然佔據蛋黃區的一些醒目位置，如國家圖書館(Монгол Улсын Үндэсний Номын Сан)以及國家古典藝術劇院(Улсын дуурь бүжгийн эрдмийн театр)等，大家經過市中心必定會看到。同時，更早一層的時代遺跡，則展現在甘丹寺周圍的舊城區，最早庫倫（烏蘭巴托）其實就是圍繞著甘丹寺所發展出來的城區，但現在這裡仍沒有任何高樓與玻璃大廈，路面幾乎都是泥土路，磚房與蒙古包比鄰，如果去對照清末民初甘丹寺周圍的老相片，會發現差距真的不大（參見當烏蘭巴托還名為庫倫時）。所以，百年來的三段歷史時期，在這座城市都各自留下了印記，但我還沒來得及深究，人民對這三段印記的感受，是否有任何差異。
召廟形成的不動產群集，是遊牧社會定居化的重要象徵，內蒙古有許多重要的城市，源起就是先有呼圖克圖（ 活佛）建立召廟、清末部分王公再逐漸放棄游牧遷徙，於召廟附近建王府、最後發展成現代城鎮。但是，外蒙古這種模式發展出來的城市較少，比較多是共產時代建的礦業城市，跟青海、新疆一帶的一些城市比較接近（像是克拉瑪依、格爾木、奎屯等），這也是內外蒙古的一個差異。
自言自語之後，如果有興趣了解外蒙古的牧民生活，推薦一部很棒的電影，2005年的《駱駝駱駝不要哭》，它曾經代表外蒙古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內容很感人，也非常寫實！
